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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約跑吧
　　我們約跑吧
　　32歲的籃球評論員於嘉習慣在四點的天光中跑過長安街，看著東方的天空一分鐘比一分鐘亮。雜誌主編周松則從他通州的家出發，沿著一條收費高速公路，在早高峰的車流中跑向他CBD的辦公室。歌手田原和她的朋友們成立了一個叫NBR的跑團，即使在北京的冬夜你也能在故宮外的護城河邊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姿。一個叫鹿特丹的姑娘在失戀的第二天開始跑步，慢慢在路上撿到了一些和她一樣的傷心人，於是“心碎俱樂部”誕生了。在上海，僅僅是“跑步聖經”一個跑團線下頻繁約跑就超過200人，每周二晚7點準時從世紀公園浩蕩出發。跑步是一項孤獨的運動，然而，在社交媒體時代，正如28歲的Yumi說，“越是孤獨的運動，越需要有人和你一起跑的感覺。這個一起不一定是要西裝外套在身邊，但要在同一個時空里。”於是，我們開始約跑。
　　記者_洪鵠巴里島 實習生_李爽 杜雪
　　上海設計師、跑步愛好者Leal Bao曾在微博上傳過一組後來被廣泛轉發的全球城市跑步“熱線”。這組圖片基於谷歌地圖生成，跑步者為記錄自己所跑的里程和路徑，習慣一邊跑一邊打開手機上某款著名的跑步應用程序，如此形成的數據反饋給谷歌，那些跑者眾多、被反覆跑過的區域就會形成濃重的橙色色塊。Leal發現，香港的太平山、維港兩岸，臺北的淡水河、市民大道沿線、大安森林公園，首爾的漢江全程，都被橙色塗滿了，而紐約、波士頓、倫敦、東京這些老牌跑步熱高發區，更是全城一片紅，“看起來沒有一寸土地沒被跑鞋室內設計插足”。相比之下，上海和北京的橙色地塊算得上屈指可數，只有零星幾個點。
　　然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試圖用自己的雙腳將橙色塗滿。32歲的籃球評論員於嘉習慣在四點的天光中跑過長安街，從位於軍事博物館的央視舊址跑到東三環的“大褲衩”——大約十五公里，看著東方的天空一分鐘比一分鐘亮；雜誌主編周松則從他通州的家出發，沿著一條收費高速公路，在早高峰的車流中開天闢地，如入無人之境般地奔向他CBD的辦公室。歌手田原和她的朋友們成立了一個叫NBR(Nature Born Runners)的跑團，擁有非常精良的裝備，即使在北京的冬夜，你也能在故宮外的護城河邊看到他們活躍的身姿。一個叫鹿特丹的姑娘在失戀的第二天開始跑步，慢慢在路上撿到了一些和她一樣的傷心人，於是“心碎俱樂部”誕生了，每個周末他們會畫一條奇怪的路線開跑(比如剛過去的周末是沿著二環)，不得請假，情傷痊愈則自動離開……在上海，僅僅是“跑步聖經”一個跑團就有1000多名成員，線下頻繁約跑的超過200人建築設計，每周二晚7點準時從世紀公園浩蕩出發。
　　中國的城市跑步運動在2013年迎來了它井噴式的爆發。北京馬拉松和上海馬拉松的各3萬個名額都在開放報名後的不到二十小時里被一搶而光，緊俏如同春運車票。要知道四五年前，即使你拖拖拉拉近兩個月才去報名也能報上。2011年全國的馬拉松賽事一共是22場，2012年增加到了33場，2013信用貸款年已達到44場，連續三年以超過30%的速度遞增，連河北衡水、吉林和龍之類鮮為人知的城市也辦起了各自的馬拉松。而放眼全球，根據著名市場調研公司NPD發佈的數據，過去一年內全球運動裝備的銷售總額約為3300億美元，跑步產業一項就占領了其中超過30%規模。
　　12月2日，上海馬拉松次日，官方媒體《解放日報》刊登出了所有跑完全程者的姓名和成績。這讓作為上海馬拉松顧問之一的謝頔感慨萬千，想起了一件啼笑皆非的往事。2008年她剛從美國回來，參與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宣傳當年的北京馬拉松。但當時的馬拉松非常冷清，老百姓的感覺普遍是，哦，還不是哪個黑人又拿獎了，完全與自己無關。“我給我一個當記者的好朋友打電話，問她怎麼才可能多做一些宣傳、給馬拉松的版面大一些，她的回答對我真是當頭一棒，她說這個真沒辦法，除非出人命吧。”
　　2000年赴美念書前，謝頔喜歡打網球、高爾夫。在美國九年，她拿下了體育管理學博士學位和一個MBA。畢業後進入伊利諾伊州一所大學當老師，日子過得非常安逸。但美國對謝頔最大的改變是讓她愛上了跑步，“甚至可以說，經由跑步，我成了一個和之前完全不同的人”，謝頔說。她很快決定要棄絕這種安逸，希望能轉身回國推廣跑步文化，似乎惟其如此才能作為對跑步的一種回報。
　　謝頔原以為，北京奧運正是一個契機，它不正提倡著要提升大家的體育生活水平嗎？但當她穿著全套行頭跑過北京的大街上，卻發現誰看她都像一個怪物。“可能有人在健身房裡跑，但路跑的文化真的完全沒有，女性路跑就更不可思議了。大家談起跑步，根本不覺得它是一種時髦的生活方式，對跑步的概念還停留在一些穿背心的老頭、走得快一點、發發汗的層面上。”這讓謝頔幾乎覺得難以為繼。她成立了一個體育文化公司，跑步市場一時半會打不開，她也接過些別的活，包括給溫哥華冬奧會做推廣。但很快她就後悔了，“跑步教我的就是，精力有限，學會專註。我回來就是為了做跑步的。”為了堅定信念，她甚至特地去爬了一趟乞力馬扎羅雪山，回來後正式宣佈，跟跑步沒有關係的活兒，賺錢也不接。
　　推廣跑步的另一難度在於——跑步的魔力只為那些跑者所知。它不像那些觀賞性賽事，即使你一輩子只看電視轉播也有可能備受鼓舞並且稱其為所愛。很長時間里謝頔都難以向合作對象描述他們可能創造出的藍圖，“我只能反反覆復地鼓勵，你先去跑，跑了就懂。”
　　跑了就懂
　　2011年春天，周松在巴塞羅那開會。住的酒店外面是一個海灘，隨時都有身型極美的老外在艷陽下進行著永不疲倦的跑步訓練。會議是Men’s Health(男士健康)雜誌的全球主編大會，周松作為中文版的主編，突然發現自己是所有人里唯一沒有運動習慣的，不免有些羞慚。回北京後，他拉了幾個編輯記者，開始改變打車吃飯的節奏——不管飯店在哪兒，跑去。
　　有時他在微博上會做一點小小的直播，很快就有附近的博友沒事兒湊上來一起跑。當時連三里屯的Nike夜跑都還沒有起來，無心插柳的“男健”夜跑可能就成了北京最早的約跑活動之一。有時跑在路上，遠遠碰到一個老外，看到他們一隊人馬，很激動地飛奔過來，“估計是在中國馬路上跑了很久都沒遇見過組織。”當時很紅的釋道心有時也來加入，“穿個僧服，我給他換了雙跑鞋，跑得還挺快”。最遠的一次他們從東大橋跑到了天壇，超過了10公里，居然也不覺得累，就是吃上晚飯已經八點半了。
　　長距離跑步讓周松第一次進入了“無聊”的境界。在現代社會，一個人是很難被允許無聊的，一部手機就包含了漫無邊際的信息，隨時控制你的註意力。而一旦開始進行跑步，漫長的時間里，除了兩腳機械的交替著地，人沒有任何事情可做，只剩下腦袋，被迫把生而為人的所有碎片都回想過了一遍。但連電影都很快放完了，能幹嗎呢？只剩下體會跑步這件事本身。體會呼吸，體會擺臂的頻率，體會哪怕一點點姿勢上的改變帶給全身不一樣的反應。周松記得他跑過奧森北園轉彎處的一個草坪，只長了一棵樹，“就像是阿甘和珍妮見面的地方”，他每次跑過那兒都要想起來一次，然後腳步就會快一點。
　　並非每個人都對周松式的“無聊”甘之如飴，對於田原而言，她最初進入跑步的障礙就是枯燥。少年成名，田原的人生一直被過多的選項包圍，從17歲開始唱歌、出書、拍電影、攝影的生活讓她越來越焦慮，“有種無法把自己集中起來做定一件事的恐懼”。天生易熱情又易厭倦，她知道自己性格裡的缺陷，“朋友建議，跑步吧，只有跑步能治你。”
　　在難以忍耐的單調背後，田原給自己找到了一點期待——她要參加舊金山馬拉松。那是全球最好的女子馬拉松，因為會有穿著緊身上衣、粉紅色芭蕾舞裙的帥哥給姑娘們加油。田原訓練了一個半月就去跑了半程21公里，然後她真的看見他們了！即使這明明就是意料之中的禮物，還是讓她產生了一種“很久沒有過的期待被實現的感覺，以及一種嘉年華般的幸福感”。
　　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一盤散沙的時候，跑步能提供一種掌控的幻覺。“心碎俱樂部”的發起人鹿特丹在她剛剛失戀的日子，失魂落魄到丟了剛找的工作，父母抱怨、前男友嫌棄，“整個世界都在崩裂”。她是無意中開始跑步的：沒地方哭，躲到操場去哭，走了幾圈之後跑起來，“心肺因為承受不了而要爆炸的感覺代替了之前已經像劇毒一樣侵蝕自己的心痛感”，她跑了足足十六圈。從此她就開始跑步，“23小時里你都是一塌糊塗的，但跑步的一小時，打起精神，覺得自己還像個人樣。”
　　掌控了這一步，下一步也就可以掌控；掌控了身體，也許生活也能被我們所掌控。《跑者世界》中文版的總編輯張路平做了十五年足球評論，開始跑步後，他甚至“再也不想寫足球評論了”。沒有一種運動像跑步這樣讓人充滿了言說的欲望：在單調的重覆、枯燥的行進中，每個跑者都奇跡般地發現了自己的哲學，並自信它可以指導接下來的人生。張路平用著名的亞索800訓練法來拆解馬拉松的漫長——即把42.195公里化成無數個800米，然後在每一個800米里，加速、控制、穩定、平靜。每一段都因為短而可控，大概人生也是這樣——跑好今天的步，做好今天的菜，如此往複，你就會贏。這令人釋然。
　　大多數跑步者會否認自己對贏的欲望。參加了50場馬拉松的王樂把長跑的痴迷者們稱為食草動物，和那些沉醉於對抗性運動的“食肉動物”迥然不同。固然，對普通的參賽者而言，馬拉松賽事沒有明星，每個人懷揣個人的目標，戰勝自我即可。然而對那些不跑步的普通人來說，根本談不上有一個“自我”需要戰勝。長距離跑真正吸引的，是那些自我強盛，起碼是對“強盛的自我”的存在感有迫切需要的人。許多人開始跑是出於強健身體的需要，但慢慢他們每天跑的距離早已大大超越了強身健體所必需的。他們越跑越遠，仿佛越令肉體精疲力竭，精神的振奮才越成為可能。
　　馬拉松狂熱
　　一年之內，於嘉跑了七個馬拉松。每一次的成績都在刷新。他入境菲律賓的時候差點沒過得去，護照上是一個200斤的男人昏昏欲睡的臉。而眼前這個人，精瘦。
　　最早與其說是為了減脂，不如說是厭惡自己的頹廢。有一天，他看著鏡子里那個“胖、腫、宿醉，臉上有痘痘，粉很厚”的人，覺得他根本沒有資格在cctv5里給人解說籃球了。他開始跑步，每天在月壇體育場正向跑5圈，反向跑5圈，每個星期加一圈，很快他就能雙向各跑上13圈了，超過10公里。
　　於嘉的路跑生涯開始得極為偶然。去年10月的一天，他在金融街打車遲遲打不到，剛手術完的母親正在醫院里等著他的看護，“一氣之下我就想跑過去算了”。他就這樣沿著長安街跑了起來，路上看到了天安門安檢口五個盲流為了用四張身份證混進廣場而打了起來，還看了一場降旗。跑到醫院，居然脾氣全無，內心寧靜，“聽醫生講完我媽的病情，陪了她一會兒，我居然又跑回家了。”
　　他發現了用腿就可以丈量這個城市之後基本就不靠車了。“最遠的一次從我家去首鋼採訪，17公里，我也是跑去的。”正如克裡斯托弗·麥克杜格爾在《天生就會跑》里寫下的：在過去幾百萬年裡，人類生活在一個沒有警察、沒有出租車、沒有必勝客的世界里，雙腿是獲得安全、通行和食物的唯一方式。是現代社會的繁榮令雙腿萎縮。如今，於嘉開始在北京踐行一種近乎古人的生活方式。
　　跑步讓於嘉成了國家三級運動員。在菲律賓出差三天，他跑了一套“馬尼拉超級馬拉松”：第一天24公里，第二天30公里，第三天42.195公里。在這樣日常巨大體量的訓練下，一場正常的馬拉松全程對於於嘉而言已完全構不成壓力，他追求的是PB(個人最佳成績)的刷新。“對於成績，我的論調一直是善待你的虛榮心，人都有虛榮心，跑馬拉松的人更有，別不承認。虛榮心裡什麼都有，榮譽感、自我肯定、挑戰、對極限的追求，既然上次都能做到了，這次絕對不能比上次差，這就是我的目標。”
　　根據《跑者世界》中文版總編輯張路平的粗略統計，像於嘉一樣的馬拉松狂熱分子在中國“有20萬人”。張路平對狂熱的界定是：會盡其所能地參加足夠多的馬拉松賽事，包括專程去國外參加；人生中跑馬拉松的重要程度不低於任何其他事——包括結婚生子、升職加薪。“跑馬拉松是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的最重要途徑。”
　　對於中國人而言，馬拉松在很長時間里是一項遙不可及的運動。它很難生產出現代意義上的體育偶像——即使在馬家軍戰績極佳、王軍霞狀態大勇的時代里，對馬拉松運動員的宣傳卻長年包含著太多苦澀的味道，“缺乏光彩、缺乏驕傲、缺乏讓普通人嚮往和追逐的衝動。”在張路平看來，中國的跑者們是自發地跑進馬拉松的，“一跑才發現，不但不可怕，也沒那麼苦，還特別充滿趣味。”
　　進行了一段時間的長距離跑的跑者很少能不受到馬拉松的誘惑。但像於嘉一樣天賦異稟、一往無前的跑者永遠只可能是少數，大部分人的馬拉松首戰都不免以失敗告終。田原的第一次馬拉松全程是在夏威夷，有舊金山的愉快經歷打底，她跑得太得意完全放鬆了警惕，以至半程之後膝蓋骨側面錯位，差點要和跑步絕緣。而周松參加了今年的北京馬拉松，由於跑得慢，30公里之後已經沒有補給，跑進奧體森林公園最後的十公里時他在公園廁所的窗臺上看見了一根吃了一半的香蕉，“掙扎了很久，終於還是放下了。”
　　馬拉松的陷阱在於，很多人天真地以為它是單純的對耐力的考驗，而又認為耐力並非技能，似乎每個人都有無窮無盡的藏量。而社交軟件上的相互觀看也把虛榮心擴大到了極致，於嘉就曾在北馬起點遇見一個女孩，“訓練時只跑過10公里，天不怕地不怕就來跑全程，說是要全班同學都在朋友圈裡給她點贊。”
　　“我曾經認為人生會在我跑完100個馬拉松時圓滿，”王樂說，“沒想到6年就跑完了50個。”他是一個和於嘉完全相反類型的跑者，在剛剛過去的上海馬拉松上，他擁有了他迄今為止最好的馬拉松成績——3小時8分鐘，三萬多名選手中前二百五十名。
　　“這是最好的一次，我沒有苛求成績，完全按照訓練時的速度去跑，在無欲無求的狀態下發揮出了最好水平。”在王樂看來，馬拉松不存在任何超常發揮的可能——正常發揮就是最好水平，“它太長了，不是靠激情，因此沒有偶然因素。42公里要求的是保持一個常態。就像人生一樣。沒有誰的人生能超常發揮。”
　　新社會運動
　　很長時間里，中國人都不被認為有跑步的基因。五年前，周松曾經和某國際大運動品牌的一位負責人聊天，聊在中國拓展跑步線產品的可能性。“結果是我們都搖頭，覺得完全沒有可能。”在周松當時的想象里，跑步起碼需要美麗的街道、清潔的空氣、溫和的天氣、悠閑的人群——無論哪一點，中國(尤其是北京)看上去都不具備。
　　即使是一年前，本身是跑步熱愛者，同時以對當下中國社會犀利觀察而著稱的加藤嘉一還在南京的一次演講中宣稱，中國不可能具備作為娛樂和個人興趣的跑步文化，甚至於“因為國家的某些方針”，絕大多數人一輩子已註定和體育無緣了。
　　但張路平有自己的觀察。2011年，他當時是《全體育》雜誌的主編，一次逛一家綜合體育用品商店時他突然發現，無論哪個品牌，跑步鞋的展示占到了全場的一半以上，而此前從來都是足球、籃球和訓練鞋的天下。
　　“國內始終沒有一本專門的跑步雜誌。我們也一直在考慮引進Runner’s World的中文版，但對市場大小不太有譜。那天看到半壁江山的跑步鞋，我就下定決心去美國找羅德集團談了。”
　　跑步的人群是存在的，只是你不知道他們紛紛跑在哪兒。2012年，一個關鍵的節點是——耐克公司與蘋果合作推出了手機應用程序Nike+Running，鼓勵跑步者將運動數據分享到包括Nike+、path、facebook(在中國是微博)的平臺上。憑著這項創意，耐克公司獲得了2012-2013年度最佳創意公司第一名。
　　根據耐克公司提供給《南都周刊》的數據，Nike+的全球用戶現場超過了1800萬，年增長達到130%。中國的增長率則高達258%。“其中，絕大多數用戶都在使用其跑步功能。”
　　這款軟件對於吸引無數從未跑步人的跑步衝動的貢獻是難以估量的。“即使你從來沒有跑過步，裝上了Nike+Running，你也有可能變成一個跑步狂熱分子。”28歲的Yumi Yang告訴記者。在社交媒體時代，人類內心深處的炫耀衝動得以得體而盡情地釋放。當然，跑步仍然是一項孤獨的運動，但是我們需要別人知道：我在孤獨。
　　戴上耳機，選擇自己最喜歡的音樂，打開Nike+Running，在第一個步子邁出前你就可以將“我要跑步”這一信息分享、昭告天下。Yumi最喜歡她的跑步狀態分享到Path上去，有人給你點“贊”時，你一邊跑一邊就能聽到加油聲。跑完，發佈成績，“收穫更多的贊”。
　　作為社交義務，Yumi當然也必須給別人點贊——不過她點的也是真心實意的，當一屏幕的人都跑得比自己遠的時候，她會很焦慮地覺得要加把勁了。
　　“越是孤獨的運動，越需要有人和你一起跑的感覺。這個一起不一定是要在身邊，但要在同一個時空里。”Yumi承認，歸根結底，她不喜歡忍受寂寞——如果你讓她扔掉蘋果手機徹底跑一場不為人知的馬拉松，她一定不乾。社交媒體上所有的行動都是自我形象管理的一部分：Yumi跑步、分享、看，她是這麼一個運動、陽光、時髦、有趣的女孩。
　　而在這一場“讓跑步時髦化”的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努力的絕不僅僅是耐克公司一家。中國的企業家和企業高層們也在最早的時候就嗅出了跑步這項運動中迷人的味道。當鬱亮、潘石屹紛紛跑下了馬拉松時，你會不會覺得，跑完馬拉松——也可以混上那麼一分成功人士的影子？連王石也從登山轉跑步了，萬科的高管們都在跑，辦公室都設上了健身房和淋浴——看，連科層制的現代企業都因為跑步而展現出了它人性關懷的一面。
　　作為一項文化的跑步運動自1960年代從美國興起以來，始終是在中產階級中最為盛行。如果說1962年後來成為耐克公司創始人的比爾·鮑曼(Bill Bowerman)寫的小冊子《慢跑》點燃了跑步運動，1970年喬治·西恩(George Sheehan)和吉姆·菲克斯(Jim Fixx)合著的《跑步聖經》則把這一運動神話並推向高潮。菲克斯的名言“玩讓我們保持年輕，且維持我們對相關事務嚴肅性的看法。跑步就是玩，這就是解脫”深受中產階級的追捧，而他本人頻繁地接受著專訪，成為了社會名流，也充當了跑步運動的“上師”。英國倫敦大學的阿蘭·拉薩姆(Alan Latham)教授曾對此寫過一篇論文，叫作《一個習慣的歷史：1960年代美國，作為工業緩和劑的慢跑》。拉薩姆教授認為，慢跑作為一種體育運動，其本質是對現代工業化城市生活的一種反制。其突然地出現，如同“被髮明出來”，並不如其所宣傳的那麼自然，而是作為一種可組織的健身運動，在中年、中產階級中大面積流行。而“健康和健美的生活”，也非常符合當時西方成熟中產階級的思想需求，它能“成功地把自己同頹廢、煙酒不離身的左傾年輕人和大腹便便、乏味老朽的右翼大亨和政客區別開來。”
　　至於中國，5400美元的人均GDP(2012年8月)意味著更多的閑暇、更多的享受應該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要開始複製1960年代西方的社會生活圖景了？當然，對於剛剛加入跑步這一偉大運動的中國新跑者們來說，這些並不重要。就像奧運給中國人留下的遺產里，或許沒有什麼比一座適合跑步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更為美妙。
（編輯：SN054）